有機會把過去遭受的苦難講出來,對於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艾義英而言,國家公祭日的設立,是她情緒的一個出口。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攝
  為南京大屠殺設立首個國家公祭日,跟我們這些家屬的自發行為有區別,這傷痛不是一兩家人的,而是幾十萬人的,是整個國家的,該有一個儀式去紀念這一切。好讓後來的人銘記那段歷史,這是我們自家的歷史,如果我們中國人都不好好紀念和尊重,其他國家的人就更不會。
  ——1937年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艾義英

  ■ 對話人物

  艾義英

  86歲,南京大屠殺幸存者。

  ■ 對話動機
  首個國家公祭日前夕,應日本“中國戰爭受害者證言集會邀請會”邀請,艾義英於12月5日至11日前往日本大阪、名古屋、東京等地參加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言集會。
  南京大屠殺期間,艾義英的父親、兩個叔叔、一個堂哥被日軍殺害。其間生產的母親為了帶著艾義英姐弟3人繼續逃命,被迫丟棄了剛出生不久的女嬰。
  對日本人“又恨又怕”了77年,艾義英對自己有機會去日本講述歷史真相,相比於日本民間團體所釋放出的善意,艾義英對首個國家公祭日到來更為期待,“自家的歷史是時候好好紀念一下了。”
  赴日

  77年了,還是“又恨又怕”
  新京報:第一次去日本?
  艾義英:嗯,第一次出國,第一次去日本。
  新京報:知道要去日本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的?
  艾義英:可能你們年輕人會覺得,一個都沒出過國門的老太太,被邀請去日本,也不用花錢什麼的,多好。但當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通知我要去日本,我的第一反應是“為什麼要去那,不去不行嗎”,完全是本能的,抗拒。
  南京大屠殺過去77年了,我的爸爸、好幾位親人死在日本人(軍國主義)的刺刀下,媽媽告訴我見到日本人就要躲,要藏起來,都是這些記憶。
  新京報:時間過去那麼久,過去的感覺還在?
  艾義英:又恨又怕,那種恐懼的感覺還是一樣的。在日本下飛機,過來接我們的日本人都很友好,又鞠躬又握手的,有個日本人拖著行李就往前走,我攔住他,說不行。其實對方是想幫忙,但我本能的反應是“日本人又要搶東西”了。
  到了日本第三天,我兒子說去買塊肥皂。我在賓館等他,結果怎麼也不回來,我心裡很慌張,心想該不會出什麼事了吧,他回來後我鬧了他幾句,兒子說他出去不到一個小時,但我就覺得時間長得不得了。
  新京報:除了擔心身邊的人,你自己呢?
  艾義英:在大阪參加完集會,白天講了很多南京大屠殺那年的經歷,那天夜裡我就做噩夢了,夢見穿黃色衣服的日本兵砍我的胳膊,整條胳膊都是血,後來就哭醒了,醒過來的時候渾身都是汗,緩了好長時間才反應過來,戰爭已經過去幾十年了。
  作證

  聽我講的多些年輕人就好了
  新京報:參加證言集會時也會有以上的情緒嗎?
  艾義英:第一場還是有些緊張。後來慢慢就好了,我沒讀過什麼書,坐在那裡也沒稿子,完全憑記憶講。講的多了就不緊張了,我們是受害者啊,應該理直氣壯,是你們日本人(軍國主義)侵略我們,你們官方否認歷史,那我就把我經歷的事實都說出來。
  新京報:日本關於南京大屠殺證人集會的規模怎樣?
  艾義英:每場大約有百十來人,東京是最後一站,有150人,還有一些西方面孔在聽。來參加集會的人大多都是五六十歲的人,年輕人很少,這個我有點遺憾。
  新京報:為什麼覺得遺憾?
  艾義英:大屠殺的事情,應該讓更多年輕人知道。年輕人才是國家的未來,這一點對中國、對日本都是一樣的。可能這也是他們(篡)改教科書的原因。我的曾孫8歲了,我家的第四代人,我經常會跟他講過去的事。
  後來身邊人告訴我,參加集會的包括活動的組織者,有好幾位是老師,大學、小學的都有,這樣就很好。我希望那些老師把我講的教給日本的下一代。
  新京報:你希望這些講述能帶來什麼?
  艾義英:我們這些人(幸存者)越來越少了。我們在南京出發之前,南京電視臺給我們發了一枚紫金花的胸針,工作人員說,當時日本戰敗之後,投降的士兵很喜歡南京這種紫色的小花,把它們的種子帶回了日本。據說現在日本國內到處都有南京的這種小野花。
  同行的人說,紫金花象徵和平,我一個老太太不懂大道理。但也許只有我們真正經歷過戰爭的人才知道戰爭有多麼可怕,和平是多麼寶貴。
  新京報:和平要有前提。
  艾義英:和平的前提就是不能否認歷史,那麼多殘忍的殺害,幾十萬幾百萬的性命,我們這些親歷者還活著,怎麼能說否認就否認?
  記憶
  爸爸說“很快會回來”
  新京報:1937年成了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年份?
  艾義英:嗯,怎麼也抹不掉。我86歲了,有時他們問我過去的事,其他年份的會模糊,有些乾脆忘了,但1937年的一切,現在都在腦袋里。
  新京報:說說那年你經歷的事情。
  艾義英:那年南京的冬天冷極了。村裡都在傳日本人要來。我親眼看到日本兵在村口殺了兩個人就跑回家報信兒,第二天天沒亮,爸爸就帶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逃難。後來爸爸和叔叔還是被抓走了,我那時候還喊“爸爸,你帶我們出來,就不帶我們回去了嗎?”記得當時他說,“爸爸很快會回來的,照顧好弟弟”。這是他最後的話。
  姑奶奶帶我們在山上躲了一夜,再見到爸爸時,他身上都是血、刺刀孔,我的兩個叔叔還有我堂哥,身子都硬掉了。
  新京報:剩下孤兒寡母。
  艾義英:媽媽和幾個嬸子帶著我們逃命,逃的過程中,當時12歲的堂姐還被日本兵糟蹋了,就是一群魔鬼。
  大家都躲在山上,不敢回村。那時我媽懷著孕,在山上生下了我另一個妹妹。可妹妹生下來根本養不了,我們自己都難得有東西吃,當時媽媽哭著說“對不起啊對不起啊”,把妹妹丟在山上了。
  那時候最怕下雨,媽媽就舉著一把破傘,摟著我們姐弟三個,哆哆嗦嗦等天亮。
  新京報:什麼時候覺得沒那麼緊張了?
  艾義英:躲到了大概1938年的3月份,很多村民陸續回村,好像當時日本兵說是不殺人了。我爸爸是1938年的3月份才下葬的,媽媽就去求族裡的長輩,長輩們給了幾塊草席,後來找人在山上挖了坑,才把爸爸安葬。
  之後媽媽就帶著我們種田,沒勞動力,媽媽就說種多少吃多少,都是她一個人在撐,那時候她才29歲。
  新京報:她對苦難的感受會更深刻。
  艾義英:媽媽77歲過世的,爸爸被害後她一直沒改嫁,她生病時反覆跟我和弟弟妹妹說,“一定要找副棺材殮起你爸的屍骨,把我們葬在一起。”
  公祭
  紀念一個國家的傷痛
  新京報:有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之後,每年都會去那裡嗎?
  艾義英:我是2011年聽人說起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徵集幸存者,就自己坐車到了紀念館,想問問具體情況,沒想到在紀念館的哭牆上,第六個就是我爸爸的名字(艾姓按照拼音排在前面)。
  之後每年清明還有12月13號,我都會買一些鮮花,去那裡祭奠,我的家人在那裡,無數人的家人也在那裡,不光是一面寫滿名字的牆,也是我們過去經歷的(歷史)。
  新京報:國家層面的紀念意味著什麼?
  艾義英:我9歲就沒了父親,當時他說他很快會回來,這話我一直記得。每年去紀念館,也都會念叨念叨這個事。國家的事情我不懂,這次我在日本,對方告訴我說,每年廣島、長崎原子彈襲擊紀念日,日本都會舉行重大的祭奠活動。那些老百姓也可憐,但是就遭受的程度來說,77年前南京城裡城外那些百姓,不是要痛苦千萬倍嗎?但我們卻遲遲沒有公祭日。
  新京報:所以能經歷這次公祭也是一種安慰?
  艾義英:活到現在,有機會把過去遭受的苦難講出來,對我們這些幸存者,確實有個情緒的出口。這些天我總會想起媽媽,太多像她一樣的人,其實什麼也沒有等到。相對她們我是幸運的,好歹等到了。
  新京報:公祭日當天有什麼安排嗎?
  艾義英:往年會去哭牆給家人獻束花,但是這次從日本回來,聽紀念館的人講,公祭當天好多領導人要來,也是國家首次弄這種儀式,估計會有很多人。想了想那天我就不去了。但是我們南京每年都有那個鳴笛聲,等鳴笛聲響起來的時候,我會在心裡紀念我的親人。
  □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南京報道
(原標題:國家公祭日:媽媽沒等到 我等到了)
編輯:SN0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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